天天快看點丨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西安三殿古橋遺址入選

3月12日上午，由陜西省考古學會主辦的“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洛南夜塬遺址、旬邑西頭遺址、秦漢櫟陽城遺址、西安三殿古橋遺址、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靖邊清平堡遺址，入選“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涇陽蔣劉遺址、秦始皇帝陵兵馬俑一號坑、咸陽北城墓地，獲評為入圍項目。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在陜西省文物局指導下，在省社科聯支持下，由陜西省考古學會主辦的“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到2022年度已是第三次組織。

“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評選工作于2022年12月23日正式啟動，由在陜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7家具有團體考古發掘資質單位嚴格把關、層層篩選。2023年2月12日，陜西省考古學會組織評審會15位專家投票評選出“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入選項目6項，入圍項目3項。3月12日，經陜西省考古學會四屆三次常務理事會集體表決無異議后通過。

和2023年1月12日陜西省文物局公布的11項“2022年度陜西重要考古發現”相比，盡管有多個項目重合，但也有媒體尚未報道過的“新面孔”，比如西安三殿古橋遺址。 華商報記者 馬虎振

西安灞橋區三殿村發現漢代高等級橋梁遺址

正對薄太后南陵及漢文帝霸陵有可能是“南陵橋”，為尋找漢文帝“顧成廟”提供重要線索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考古項目正對西漢薄太后南陵及漢文帝霸陵，這也是迄今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漢代古橋。根據文獻記載推測，有可能為“南陵橋”，這為進一步尋找文帝“顧成廟”提供重要線索。

發現橋樁874根方形和圓形粗木樁年代較早

據考古項目負責人陳愛東介紹，西安三殿漢代古橋位于半引路西側，東三環東側，紅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西北側，西距現浐河約400米。

2022年9月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為配合灞橋區三殿村片區城市更新項目對勘探發現的古橋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共發現橋樁874根，宗地范圍內橋體殘長74.64米，寬20.54米。橋樁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東南走向。根據橋樁形制可分為方形木樁、圓形粗木樁、圓形細木樁三種。

根據木樁分布情況及碳十四測年數據分析，發現方形木樁和圓形粗木樁年代較早，布局較規整，應為西漢早期始建橋梁時所建；大部分圓形細木樁位于方形木樁、圓形粗木樁之間，分布規律性不強，且年代較晚，或為西漢至東漢時期修補橋梁時所立。

橋梁廢棄后經歷了多次河流沖刷及改道

通過觀察解剖溝剖面，發現橋樁之上存在著多層因河流流動及改道形成的沙層和卵石層，說明在橋梁廢棄后，該區域經歷了多次河流沖刷及改道，除木樁外，其他橋梁結構及周邊遺物已完全不存。

自古橋發現起，現場文保和各類科技檢測工作一直有序進行。采用覆膜保護的手段對木樁進行現場保護；對木材含水率、土壤溫濕度、空氣溫濕度等進行人工監測，為后續預防性保護提供依據；通過碳十四測年、沖積層沙石熱釋光測年、樹木年輪分析、樹木種屬鑒定等手段綜合研究古橋遺址建造、使用、廢棄過程。

正對南陵及霸陵漢代帝陵營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愛東表示，西安三殿漢代古橋是迄今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漢代古橋，東西跨度大，南北寬度寬，橋樁密集，是漢代高等級橋梁的代表，為研究漢代橋梁構造及修補過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該橋正對白鹿原上的西漢薄太后南陵及漢文帝霸陵，是帝陵營建這一漢代重大國家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該橋位于南陵、霸陵與漢長安城之間，為研究漢代道路交通路線提供了重要參考。

根據文獻“南陵橋壞，衣冠道絕”的記載，推測其可能為“南陵橋”，為進一步尋找文帝“顧成廟”提供了重要線索，對研究西漢衣冠道及早期陵廟制度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古橋和長安城之間道路沿線可能就是“衣冠道”

什么是“衣冠道”？“顧成廟”又指的是什么？古人認為，立廟是關乎宗族事業的大事，而帝王立廟關乎社稷興亡。所以，西漢時期的皇帝大多在生前就已為自己選好了廟所。《漢書·文帝紀》記載，“（四年）作顧成廟”。即漢文帝四年建了顧成廟，這也是皇帝生前立廟的濫觴。此后景帝建有德陽廟，武帝建有龍淵廟。

陳愛東介紹，漢代有一種特殊的“月游衣冠”制度，規定帝王陵寢中所置衣冠每月要從陵寢拿到廟里去祭祀，由此產生的道路叫做“衣冠道”，即從陵到廟的道路。漢景帝陽陵的羅經石遺址被認為是景帝的孝景廟，號“德陽宮”，說明在景帝時廟已經在陵上了，所以漢陽陵的“衣冠道”是陵園內部的一條道路。但漢代更早時期比如文帝時期的陵廟制度是什么樣的，現在還不知道。這條古橋遺址的發現為探尋文帝的“顧成廟”提供了重要線索。

“我們認為，可能顧成廟就在三殿古橋遺址和漢長安城之間的道路沿線上，而這條道路可能就是文獻所說的‘衣冠道’。根據‘南陵橋壞，衣冠道絕’的文獻記載，如果這座古橋就是南陵橋，那么就是因為這座橋的毀壞，導致了從文帝霸陵到顧成廟‘衣冠道’的斷絕。”

“原來認為顧成廟在陵上現在可能被推翻了”

根據文獻記載，武帝前往文帝顧成廟祭祀，路途遙遠無離宮，且荻竹叢生難以盡除，文帝之女、館陶長公主、武帝時又稱“竇太主”的劉嫖，把長門園獻出來給武帝，作為皇帝去顧成廟祭祀途中住宿之地。漢武帝非常高興，把長門園改為長門宮。劉嫖的“面首”董偃則因向劉嫖獻此計，未被武帝追究“私侍漢主”的“不測之罪”。可見顧成廟距漢長安城較遠，去祭祀需在長門宮休息一晚。

陳愛東介紹，根據近年考古發現，新寺遺址可能就是長門宮遺址。根據新寺遺址位置進一步推測，如果是在長門宮休息一晚再繼續趕路的話，顧成廟也有可能在文帝霸陵附近。所以關于顧成廟的位置目前有三種觀點，一是文獻記載為長安城南，二是劉振東先生考證在長安城東南遠郊，三是在文帝霸陵附近。

這次三殿古橋遺址的發現為顧成廟的位置提供了新的線索。文獻記載“孔臧為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由此可知，南陵橋和衣冠道存在密切關系，因為“橋壞”導致“道絕”，進一步導致孔臧被免。如果顧成廟就在霸陵附近，由陵到廟之間必然有一條衣冠道。該條道路在武帝時期的“斷絕”是因為“南陵橋壞”，那么南陵橋也應在附近。

此次發掘的三殿古橋遺址位于浐河之上，如果其為南陵橋，其是否毀壞都不會影響到霸陵上衣冠道的斷絕，因此顧成廟不應在霸陵之上，其位置應在三殿古橋遺址至長安城東沿浐河一線的道路附近，與劉振東先生認為的長安城東南遠郊這一觀點較為接近。由此，可進一步推測陵前立廟這一西漢的陵廟制度在文帝時并未出現，在漢景帝時期才正式確立。 華商報記者 馬虎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洛南夜塬遺址出土12000余件石制品

實證我國百萬年以上的人類史

洛南夜塬遺址出土12000余件石制品，實證我國百萬年以上的人類史。

遺址在一處孤立的崗地之上地層堆積深厚

據項目負責人張改課介紹，1995-2013年，位于東秦嶺地區洛南盆地的舊石器考古工作取得了長足發展，成為中國舊石器遺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數量最多的地區之一，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同時，洛南盆地的舊石器考古仍有一些亟待探索和解決的科學問題，有賴于繼續探尋和發掘早于25萬年的曠野遺址和時代稍晚的洞穴遺址。

夜塬遺址發現于2011年，位于洛南盆地西部，處在南洛河與其南部支流縣河之間的第二級階地部位，屬于曠野類型舊石器遺址。遺址處在一處孤立的崗地之上，地層堆積深厚，具備完善和細化洛南盆地舊石器文化發展序列的可能。

第36層形成于距今110萬年前甚至更早

發掘證實，遺址地層堆積厚達24米，可劃分為36層：第1-4層為表土和近現代堆積，第5-35層為舊石器時代堆積，最底部的第36層為含石制品的河流相洪積-砂礫石層。總計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類型包括備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斷塊和碎屑。

經河流階地地貌研究、黃土-古土壤地層序列對比、磁化率分析、光釋光測年可知：夜塬遺址下部含古人類文化遺存的第36層在不晚于距今110萬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便已形成，當時人類的石器加工技術屬于簡單石核石片技術體系，工具主要為簡單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距今約78萬年至25萬年前后的中更新世早期至中期，石器工具中新出現了單面修理、形態較規整的手鎬；從距今約25萬年的中更新世晚期開始，人類活動進入繁盛期，并一直延續至距今10萬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早期，古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物，在石核石片技術發展的同時，新出現了形態規整、修理精細的手斧、三棱手鎬、薄刃斧、大型石刀等具有阿舍利技術特點的工具。

構建起了洛南盆地百萬年來古人類石器技術發展脈絡

張改課表示，夜塬遺址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獲和意義可以概括為四點：

首次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級階地部位的地層堆積物，獲得了盆地內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層剖面，對于建立洛南盆地的標準地層剖面、構建舊石器遺址年代序列、研究不同時期古人類活動強度與環境變遷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確認了洛南盆地存在百萬年前人類活動的證據，實證了我國百萬年以上的人類史，將洛南盆地人類活動的歷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萬年，進一步彰顯了陜西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對研究中國遠古人類與文化的起源與早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出土遺物數量眾多、內涵豐富，且在不同時期地層中均有發現，初步構建起了洛南盆地百萬年以來古人類石器技術的發展脈絡。洛南盆地古人類石器技術的發展脈絡與秦嶺南麓的漢中盆地、秦嶺北麓的藍田地區在宏觀上具有較多的一致性，并以阿舍利技術更加流行為顯著特色，因此對洛南盆地和整個秦嶺地區舊石器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值。

再次發現有層位關系清晰、種類和數量較多的阿舍利類型石器組合，進一步確認了該類器物在洛南盆地及秦嶺地區流行時代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初步證明簡單石核石片技術與阿舍利技術更可能為不同時期人群所掌握的石器技術，反映了中更新世晚期一次重要的人群遷徙擴散和文化交流事件。因此，這一發掘成果為中國境內阿舍利技術的出現和流行時代、早期人類的遷徙擴散及舊石器時代東西方人類文化交流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華商報記者 馬虎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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