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起義后被定為戰犯的國軍將領，只因他曾在延安犯下很多惡事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黨對于國民黨起義將領都是很寬大的，像傅作義、陳明仁這種當年與我軍進行過血戰的，起義后都得到了很大的優待。

不過有一名起義將領在建國一年后卻成為了戰犯，以至于他進入功德林時，杜聿明、文強等人都非常詫異。

此人名叫何文鼎，他的一些經歷其實沒有什么大問題，只是1947年在延安時做的一些事情被翻了出來。

何文鼎1903年出生于陜西周至的農民家庭，那個年代大部分想要改變命運唯有參軍一途，所以他讀了高小就進入陜軍陸軍混成旅軍士養成所，在這里沒學多久便成為了陜軍第一師騎兵團見習官。

1924年何文鼎得到陜西老鄉、國民黨大佬于右任保薦進入了黃埔軍校，成為一期生，期間參與了平定商團叛亂和東征，畢業后返回北方進入了閻錫山的晉軍擔任連長。

1929年中原大戰前夕，何文鼎看出了局勢不對，跑到武漢去投奔蔣介石，這讓蔣介石非常欣慰：不愧是我培養出來的忠黨愛國的好學生，關鍵時刻還是靠得住。此后的何文鼎得到了蔣介石的重用，一直在中央軍中任職，抗戰爆發前成為了西安警備司令。

全面抗日后，何文鼎表現得非常積極，他組建了一支陜西抗日義勇軍，自任司令，一直在尋找機會與日寇作戰。1938年7月，日寇入侵山西永濟，希望以此渡過黃河進入陜西。何文鼎得知消息后當即率部進入山西。

但是陜西抗日義勇軍的武器裝備遠不如日軍，因此傷亡很大，有人向何文鼎提議不如返回陜西再做打算。何文鼎聽后大怒：陜西冷娃不會出孬種，誰再說撤立馬槍斃，大不了死在山西！

此后他讓義勇軍作戰都光著上身，很有‘光腳不怕穿鞋的’那種氣勢，只要有人臨陣退縮他都會當場槍斃。

憑借這種彪悍的氣勢，一度讓日軍感到難纏，他們在山西的戰斗也支持到了陜西的戰事，使日軍無法合攻潼關，保衛了陜西的安全。

1940年2月，日寇黑田重德師團長率領三萬余人進攻河套地區，侵占五原，時任新編26師師長的何文鼎奉命前去配合傅作義共擊外敵。

何文鼎到達前線后與敵人廝殺，兩天兩夜沒有吃一餐飯，部下勸他多少吃一點，他卻一把推開說道：把仗打完再說吧，如果輸了吃了也是白吃。

3月20日夜，傅作義部集中力量向五原城內發起猛攻。何文鼎同樣也在五原縣西山嘴一同進攻，他帶領600敢死隊不顧一切地向日偽軍沖去，最終斃傷了3000多名敵人。

整個五原大捷共擊斃水川伊夫中將、大橋少佐等日軍300余人，全殲以桑原為首的特務機關，殲滅王英偽軍兩個師，所獲的戰利品頗多。

更重要的是五原大捷開創了國民黨戰區收復失地之先例，因此傅作義被授予了國民黨最高榮譽獎章“國光勛章”。其實在這份功勞里，何文鼎也是有份的。

但凡每次對陣日本人，何文鼎都會寫好遺書，他從來不搞特殊化，幾乎每戰都帶隊沖鋒，因此也得到了部下的一致愛戴，官兵們直言抗戰是為了民族大業，更是為了報答何師長。

在抗戰結束后，我晉綏軍區及晉察冀軍區合作發起了平綏路戰役，期望能夠攻克傅作義部的歸綏、包頭。已是67軍軍長的何文鼎率部增援傅作義，雙方進行了數月血戰后，我黨部隊未能達成戰斗目標，又因天氣寒冷不適合作戰，只好撤離休整。

此仗是我晉綏部隊抗戰以來打的第一次大敗仗，讓很多軍中干部接受不了，在收兵時有的痛哭，有的罵娘，還有情緒激動的人甚至動手打了參謀長張經武。所以這仗在我軍官兵心中影響很大，我軍戰敗的原因有很多，傅作義的確能打，何文鼎的馳援也是一大因素。

當然，后來連傅作義起義后都沒有追究，更不可能是因為此戰導致何文鼎成為戰犯，歸根結底還是在于1947年。

何文鼎的67軍在平綏路戰役幾乎也拼光了，戰后沒多久就被免了軍職，還是老上司胡宗南想到了他，把他調回陜西擔任17軍軍長。后來國民黨部隊整編，17軍番號改為了整編17師。1947年3月蔣介石下令進攻延安，何文鼎的整編17師就是主力之一。

后來胡宗南數十萬大軍在陜北連連受挫，于是調整了部署，讓何文鼎率領整編17師駐守延安，由何文鼎來兼任延安警備司令。

何文鼎擔任此職后在延安做了很多宣傳方面的工作，拼命地抹黑我黨抗日時期的功勞、污蔑我黨的政策、甚至攻擊我黨領導人。另外也曾殺害過支持革命的群眾。延安是我黨的革命圣地，他的這些舉動造成的影響很壞，因此被很多人記在了心里。

何文鼎在延安的時間也沒多久，次年4月就接到胡宗南的命令逃離。結果在潰逃的路上何文鼎表現得太差，一路損兵折將，因此再次被蔣介石拿掉兵權，就擔任個守備區司令官駐守老家周至，全是新兵的守備隊連對付游擊隊都困難。

1949年5月，蔣介石身邊沒多少人可用了，便又想到了何文鼎。重新出山的何文鼎隨即構筑了一條渭河防線，這不過是垂死掙扎，很快就被解放軍突破。何文鼎只好率領殘部向廣元撤退。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蔣介石看出已無力回天，便任命何文鼎為第七兵團中將副司令官，將秦嶺至四川溫江的國民黨軍隊指揮權及名存實亡的西安綏署交給何。做完這一切后，蔣介石就自己跑去了臺灣。

蔣介石看得明白，何文鼎當然也明白，在“西康王”劉文輝、“云南王”盧漢等人相繼起義后，何文鼎不愿意為國民黨政權陪葬。1949年12月25日，何文鼎在四川德陽通電起義，隨后又電勸徐經濟率新五軍起義，他最后的做法還是為我黨快速解放大西南立下了功勞的。

本來按照何文鼎的級別與貢獻，在新中國還是能獲得一個不錯的職務的，但他在延安所犯下的罪行比較嚴重，因此在1950年10月，何文鼎被送入了功德林。他也是唯一一個起義后還成為戰犯的。

在改造的過程中，何文鼎還比較積極，爭取到了第三批特赦，1961年離開功德林后被安排到了西安剪刀廠工作，1968年在西安去世。

1985年4月，最高法院在經過調查后認定何文鼎是起義人員，撤銷了何文鼎的戰犯身份，這也算是一種彌補吧。

其他的時間段不太好評價，不過何文鼎抗日時期的彪悍之氣還是值得我們敬佩的，如果國民黨當年人人都能如此不畏死，或許抗戰就不會那么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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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警備司令 解放戰爭 平綏路戰役